“中国制造”面对经济社会双转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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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新西兰中华新闻网消息   “中国制造”劳动密集型的发展模式,助力着中国的腾飞,也塑造和改变着整个社会。“中国制造”背后,是千百万农民工进入城市。就业问题、户籍问题、劳动权益问题、社会保障问题……“中国制造”不仅让这些社会管理层面上的问题浮出水面,更带来整体社会结构的变动与调整。

  长期以来,对“中国制造”转型升级的探讨,从未停止。从理论上讲,实现从“中国制造”向“中国创造”转变的必要性毋庸置疑。而一旦这种探讨进入实践层面,便面临巨大阻力。诸多阻力中,仅就业压力一条,就足以让很多人望而却步。

  近来发生在制造业中与薪酬、生活环境、心理压力等相关的一系列事件,从另一个角度引发人们对“中国制造”发展模式的深层思考。一方面,它进一步凸显原有发展方式的难以为继;另一方面,它也提醒我们,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,需要重审经济发展的方向,也需要加强社会领域的建设,实现经济社会的“双转型”。这样的发展路径,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整体性选择。

  如何认识“中国制造”转型与实现充分就业的“对立冲突”?如何在转型过程中形成合理的社会结构,探索更好的社会治理模式?如何促进“中国制造”背后千千万万劳动者的全面发展?本期时事观察从经济与社会两方面,探讨“中国制造”的转型。

  劳动发展须超越“中国制造”

  中国作为当代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,如果宏观就业压力长期居高不下,转型发展将会面临诸多不确定性风险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实现充分就业之间的“对立冲突”,令许多人长期备感困扰,他们认为中国需要奉行劳动密集型战略,继续走“中国制造”的路子。然而,理性分析后可知,“中国制造”需要转型,科技集约型战略才是中国和谐发展的根本路径。

“中国制造”面对经济社会双转型
2010年06月17日 08:07:31  来源: 人民日报 【字号 留言打印关闭

  “中国制造”劳动密集型的发展模式,助力着中国的腾飞,也塑造和改变着整个社会。“中国制造”背后,是千百万农民工进入城市。就业问题、户籍问题、劳动权益问题、社会保障问题……“中国制造”不仅让这些社会管理层面上的问题浮出水面,更带来整体社会结构的变动与调整。

  长期以来,对“中国制造”转型升级的探讨,从未停止。从理论上讲,实现从“中国制造”向“中国创造”转变的必要性毋庸置疑。而一旦这种探讨进入实践层面,便面临巨大阻力。诸多阻力中,仅就业压力一条,就足以让很多人望而却步。

  近来发生在制造业中与薪酬、生活环境、心理压力等相关的一系列事件,从另一个角度引发人们对“中国制造”发展模式的深层思考。一方面,它进一步凸显原有发展方式的难以为继;另一方面,它也提醒我们,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,需要重审经济发展的方向,也需要加强社会领域的建设,实现经济社会的“双转型”。这样的发展路径,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整体性选择。

  如何认识“中国制造”转型与实现充分就业的“对立冲突”?如何在转型过程中形成合理的社会结构,探索更好的社会治理模式?如何促进“中国制造”背后千千万万劳动者的全面发展?本期时事观察从经济与社会两方面,探讨“中国制造”的转型。

  劳动发展须超越“中国制造”

  中国作为当代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,如果宏观就业压力长期居高不下,转型发展将会面临诸多不确定性风险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实现充分就业之间的“对立冲突”,令许多人长期备感困扰,他们认为中国需要奉行劳动密集型战略,继续走“中国制造”的路子。然而,理性分析后可知,“中国制造”需要转型,科技集约型战略才是中国和谐发展的根本路径。

 真正的转型是人的转型

  “中国制造”带来社会结构性变化

  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的中国,以“中国制造”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发展方式,正面临拐点。也就是说,中国正在从以生存为主导的“温饱型”社会经济模式逐渐转向以消费为主导的“发展型”社会经济模式。

  “中国制造”不仅推动中国经济发展,也推动社会转型。一方面它使中国经济达到一定规模和水平,中国已经拥有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,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。另一方面,以“中国制造”为重要基础的经济增长,对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作出了巨大贡献。按农村贫困标准1196元测算,2009年末农村贫困人口还有4007万人,但得到最低生活保障的农村居民有4759万人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温饱问题在中国已基本解决。

  同时,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进入城市,转为制造业、建筑业、商业、服务业等第二、三产业的职工,这本身就是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变化。发生转变的,还有社会构成、机制转轨、利益调整、观念转变……这一系列变化交织在一起,构成了中国社会的现状。

  在这样的情况下,“脱贫”已经难以成为中国继续前进的驱动力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确定后,消费,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“消费”,自然而然就应该成为我们持续发展的动力。

  以消费促发展需要社会建设跟进

  然而,2006年世界银行发布的一份报告表明,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以来,消费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一直在下降,目前的消费率不仅远远落后于美国,甚至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有相当大的差距。

  中国的居民消费受到压抑,是因为在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中都存在问题。世界银行的报告显示:“工资水平作为衡量居民收入的指标,其在经济指标中的比重呈现持续下降态势,已经从九年前的53%下降到去年的41%,远远低于美国57%的水平。”同时,中国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不健全,使得老百姓顾忌老年、疾病、失业、伤残等风险,加上住房、教育等方面的压力,始终不敢大胆消费,导致中国的居民储蓄猛增,2009年,已经相当接近当年的GDP总额,是政府财政收入的4倍多。这与其说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,不如说也是一个社会问题。

  同时,“中国制造”的发展模式,使中国成为以廉价劳动力取胜的“世界工厂”,这也导致了劳动力资源的低水平开发和劳动环境恶劣的“宿舍劳动体制”。在这样的发展模式下,人的发展权甚至基本生活保障,都难有保证。有必要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同时,保证他们的基本生存权、劳动权和发展权,让所有人共享发展的成果。

经济发展转型必须社会配套转型

  真正的转型,是人的转型。

  一个国家在从“脱贫”转向“消费”的拐点上,必须格外重视国民收入的分配问题。在中国,就是要使“中国制造”的制造者们的收入能够支持其正当的、合理的消费需求。

  从更深层的意义上看,是要进一步转变中国的社会结构,发展和壮大中间阶层,改变学界所说“社会结构落后经济发展15年”的状况,使中国人的价值理念、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跟上文明进步的时代潮流。所以,提高工薪阶层的收入水平,调整贫富差距并不仅仅是“维稳”的应急措施,而应是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相配套的社会转型。“中国制造”和“世界工厂”的虚名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让老百姓,尤其是工薪劳动者及他们的家庭生活有较大改善,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。

  一个国家在从“脱贫”转向“消费”的拐点上,必须把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当作重要的根本国策予以重视。在民众的基本权利得到保证的基础上,才能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,让他们能放开手脚去消费。在这里,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社会投资的“边际效应”是走向最大化的。同样是一元钱,在富人手里恐怕根本就不屑一顾,而给到穷人手里可能就能解决一顿早餐。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绝非仅在“消耗”社会财富,而是一个积极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极其重要的影响因素。

  一个国家在从“脱贫”转向“消费”的拐点上,经济转型背后的关键因素,是人的转型。“中国制造”常背负着水平低、质量差、廉价货等责难。要改变这种现状,就必须有高科技、高“知本”的介入。当前,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放缓,通过劳动力素质的提升来提高“中国制造”的档次正当其时。另外,“中国制造”也应该向第三产业,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公共服务业发展。

  高中政治教科书中有一段话:“环境是基础,经济是条件,民生是目的”。这应该是当今中国人人都“应知应会”的常识吧。1995年主题为“社会发展”的世界首脑会议所通过的《哥本哈根宣言》中,也有“单凭市场不可能消除贫困,也不可能获得公平和平等”的论断。如果我们的常识不能更新,甚至有意无意地忽略这样的常识,那么,在未来的发展之路上,将遭遇障碍甚至挫折;以常识为训,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同时,更加重视社会建设和社会转型,才能走上更加科学、更加和谐的发展道路。(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 唐钧)